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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东西都是签发出来追杀叛逃人员的，因为时间紧急，来不及去走程序了，所以维克托可以先签发一份这个东西，一边安排人送往监察委员会或是检察机关，一边安排人去执行任务。

比如说这一次，这个古琴科并不是属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特工，他虽然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有业务关联，但却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的职员。

同时，考虑到古琴科虽然不是国家干部，但却是从事特殊职业的国家公务人员，因此，这份“追杀令”也不会送往检察机关，而是会被送到监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在拿到这个东西之后，会立刻组建一个类似专案组的临时机构，向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发命令，将这个古琴科的关系网络摸清，随后，会把他的亲戚朋友、家人亲眷，乃至于上下级的同事，都暂时性的控制起来。

与此同时，监察委员会也会在第一时间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取得沟通，了解相关的案情，也就是搞清楚为什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会签发这样一份东西出来，签发这东西到底有没有必要。

还是以古琴科为例，如果监察委员会在与维克托沟通之后，认为这份“追杀令”小题大做，那么他们就会向维克托追责，尽管不至于让维克托丢掉职务，但也会让他好好地恶心一下。但若是监察委员会认为这份“追杀令”有必要，那么自然就会走正常的程序。

在维克托前世的那个时代里，不管是网络上还是影视剧里，都传扬着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权力有多么大，似乎对所有人都可以随意的生杀予夺，可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回事，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屡次被削弱权力，但其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管作用，却是始终存在的，区别只是监管力度的强弱罢了。

实际上，在苏联几十年的历史中，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的权力争夺与权力限制斗争，似乎从来都没有休止过，有趣的是，若是翻阅一下苏联特工人员的叛逃史，就能很轻易的找到一个规律，那便是每次中央监察委员会占据上风，亦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受到削弱的时候，都是特工叛逃最频发的时期。

在维克托的前世，二战后初期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再次被裁撤，又并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同时，库兹涅佐夫负责监管国家安全工作，与贝利亚大肆争取。同一时期，苏联特工频频叛逃，而古琴科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叛逃使得苏联窃取英美核武器研发情报的事情败露，不仅使得对外情报机构遭受重创，还给了英美攻讦苏联的口实。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安德罗波夫为了“再向前一步”，提出了要重回集体领导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强化了对克格勃的限制。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一波叛逃潮，诸如维克托?伊万诺维奇?舍伊莫夫，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成功叛逃的。

当然，这或许也算不上什么规律，或许只是特定背景下发生的随即偶然性事件，但真正的原因……谁知道呢？

因为前世对苏联的事情并不怎么关注，因此，维克托也不知道古琴科这个人，在他前世的历史中有多么的出名，所以，他对这个潜在着一定风险的叛逃事件，并没有多么上心。

按照安娜的汇报，古琴科的确有潜逃叛变的可能，当然，以他的身份，如果真的叛变了，对对外情报局的影响也的确很大，但问题是，现在只是有了这种风险，可风险还没有变成现实，如果加拿大的情报站能够做出快速反应，古琴科被拿下的几率是很大的。

另外，古琴科并不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成员，他是隶属于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如果这家伙叛逃了，固然会影响到对外情报局的工作，但需要承担责任的，却是外交人民委员会，就算是需要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承担一定责任，真正需要背锅的，也是由菲京同志负责的特别处。

现在，真正让维克托有些头疼的，是他的下属所表现出来的内斗苗头。

听听安娜之前是怎么说的，她说有关古琴科的征调函是“三天前”转给特别处的，而特别处的回函则是“今天上午”才发过来的，换句话说，安娜是强调特别处在这件事上耽搁了两天时间。

维克托虽然不是政治老油条，但也不是政坛初哥，自己下属打的什么算盘，他还是能够察觉到的。

说白了，就是他下面领导的那一批人，都知道他与菲京、艾廷戈之间出现了矛盾。如果放在过去，谢罗夫还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主席的时候，类似安娜这些人，或许不敢挑唆什么，至少是不敢在部门内斗中表现得太明显。

但是现在不同了，谢罗夫走了，他们的顶头上司成了委员部的主席，大权在握，所以，维克托手下的这些家伙们就开始士气大涨，还没等维克托与菲京、艾廷戈真正撕破脸，他们已经要抢先争斗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