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丈量土地（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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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上下阶级的通透程度，和儒学的普及，非常容易培养出高道德水平的愣头青，越年轻，越是气盛。

光是给官员张俸、足俸两件事，就足够拉拢一批愣头青到皇帝这边了。

毕竟，能从朝廷那儿拿到足够的俸禄，谁会想要硬扛着负罪感去贪污受贿呢？

贪污受贿的，那一般都是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的老油条。

而随着讨论的继续，关于加税的事，也被提了出来。

结果就是，现在不止是东林和齐楚浙诸党在争论了，而是各党内部就先争论了起来。

就单说东林党，以叶向高为首的部分人，反对加田税，赞同收矿税（由朝廷收，不是由宫里）。

而以韩爌、张问达为首的一部分人，则是反对加增商税、矿税，主张加大田税。

朱由校住在南海子里，每日操阅两卫，同时冷眼旁观着京城的风云变化。

京中的诸党争论，朱由校并没有选择去理会。

还是那句话，当皇帝强势的时候，党争很容易就能消弭下去。

商鞅变法，很多人都知道徙木立信的故事。

但真正奠定了商鞅变法基础的，是在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下，后来的秦惠文王嬴驷犯禁，其师首傅公子虔，右傅公孙贾被刺字。

而反例，则是差点儿让宋朝雄起的王安石变法。

以王安石为首的元祐党人，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元丰党人，从宋神宗斗到宋哲宗。

双方不是今天我全盘否定你，就是你明天全盘否定我。

先是元丰党人碑，后是元祐党人碑。

然后，苏轼这个荔枝派就被人当成皮球，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宋徽宗上台，通过蔡京这个没节操的，用一个“元祐党籍碑”，才算是结束了这场党争。

然而，当蔡京垂垂老矣，关于联金灭辽又一次在朝堂上掀起了党争。

同时，党争或者说文官争斗还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文官的节操，越来越低。

以宋末为例，越争越是没节操。

如果说，范仲淹、富弼时期，北宋的文官士大夫节操还能有八十分。

那么王安石、韩琦、文彦博时期就剩下个及格分了。

而新旧党争最为激烈时期，士大夫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越过及格线，不断的刷新着节操的底线。

等到宣和、靖康乃至于赵九妹时期，李纲的遭遇和秦桧、杜充的行为告诉我们，不是负数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大明。

君子群而不党，人党而不群。

而决定是群是党的因素，则是利。

因利而聚，利尽则散。

对于如何解决党争，朱由校选择亲自下场，捏住这些人的脖子，物理禁言，然后告诉这些人，干事儿的留下，不干事儿的滚蛋。

皇帝眼里，没有所谓忠奸贤佞。

只有能干事儿的和不能干事儿的。

无所谓东林还是阉党，亦或者其他的什么玩意儿。

就像是清浊之辩中的那句歌词一样。

武则天看重狄仁杰，但也没放弃来俊臣。

嘉靖用海瑞，但却重用严嵩。

都是一个道理。

无所谓这党那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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