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茶商们的反击（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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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十多天时间，一直风平浪静。

交子务和见钱法开展颇为顺利，朝廷的财政也比较稳当，挪用了部分交子务的钱用于收购粮食。

特别是成都那边听说汴梁也开通了交子务之后，到六月中旬，成都的商人也大批往成都府交子务存钱，以方便去汴梁做生意。

从五月份交子务开通，到六月中旬，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汴梁和成都府交子务府库就多了将近二百万贯钱，以至于成都官府需要扩充仓库，才能存下这些现金。

虽然只是商人存在里面的，但看到这么多钱进账，还是让赵祯喜上眉梢。

赵骏预料的没错，银行作为国家帮商人代理保管现金的机构，的确可以为商人带来巨大的方便，会诱使大量的商人往里面放钱。

历史上仁宗朝仅仅只在成都府一个地方设立交子务，允许存放的钱币是1256万贯，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

因为成都那边是不限制百姓用交子的，市面上流通的交子特别多，甚至已经有伪造交子。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多发交子，官府管不过来，所以一直处于小范围经营状态。

然而即便如此，这也能满足成都府一地的商业需求，在交子务开展之后，成都府商业极其繁荣，仅仅依靠这125万贯的存储，就造成了商业份额大涨。

以至于后来有一段时间因为一些问题成都府交子务停办，导致成都商业一落千丈，经济萧条，转运使张若谷和知州薛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上奏宋仁宗重新把交子务开起来才缓解燃眉之急。

因此在整個大宋商业氛围如此繁茂的情况下，开展银行业务其实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情。既能解决“钱荒”，又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带动手工业、制造业等各行各业的前进。ъine

另外就是真正的大商人都是全国运货，不像成都府那样，交子只能在一府之地用，这就说明整个大宋的经济运转体系可以发行的量远不止区区126万贯钱。

至少明清时期，发放的银票都是以千万两计算，而宋朝的商业繁荣程度比明清都要强得多，光税收每年就几千万贯。

这足以见得宋朝每年的商业交易都是数以几十亿贯来计，也意味着对于银行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如果利用的好，即便只是吸纳个千万贯作为准备金，大宋朝廷发行个四五千万贯交子不成问题。

但前提条件是朝廷的国库本身就比较健康，有充足的准备金。

不然像历史上宋徽宗时期，国库明明没钱，却还要疯狂印交子，发行的交子达到了仁宗时期的20-40倍，也就是2000-5000万贯，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赵祯还算比较克制，没有超支滥发。

由于汴梁和成都现在都承认交子作为官方货币，他如果选择多发交子，搞个几百万贯，会让这两地的物价出现巨大的波动，得不偿失。

因而目前也仅仅只是挪用了交子务的一部分货币储存，属于比较常规的操作，只要不发生全国存交子库的商人一起挤兑，大抵就不会造成交子务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市面上并没有太大波动，除了粮价涨了一些，造成茶叶价格稍微下降了一些以外，倒也没什么其它的问题。

赵骏依旧是每天早睡早起，没事的时候就用笔记本听歌——当初来前就已经考虑到了偏远山村可能存在无线网络断开的问题，他电脑里提前下载了很多电影和音乐用于打发时间，教晏殊和范仲淹帮他打开音频文件就行。

他的眼睛也一天一天恢复，在御医的不懈努力下，通过针灸散淤，眼睛好了很不少，即便是透过厚厚的纱布，也能感觉到白天亮堂的阳光。

这段时间他也尝试过用笔记本电脑给手机充电，遗憾的是不知道是手机线坏了还是手机坏了，充不进去。

反倒是笔记本成为了他唯一的电子产品。

当初进山的时候，他的手机揣口袋里，笔记本放在笔记本包，再收纳到行李箱中，泥石流爆发的时候，手机必然进水进泥巴，笔记本因为有行李箱和笔记本包保护反而没事。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太阳能板，卷起来很小，总共四快，用塑料薄膜包着放在行李箱。

这东西在某宝上二百多块钱，特别便宜，还是第三代升级版，有防水帆布包，双b接口，支持q快充。

那时也是想到尼尼村在深山老林里，可能会有供电影响，就买了一个。没想到如今全村停电，它成为了全村的希望，赵骏还能听歌全靠它。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汴梁内外，时间就这样平静地过去。

直到六月二十七日上午辰时。

距离交子务开设将近两个月之后，樊楼东三层天字号癸间的雅屋内，宽大的屋子里间与外间挤满了人，有四十多个，场内颇为沉默。

屋里没有开窗，桌上一鼎蓝釉三足炉散发着幽幽的清香，让本就有些不透风的房间里就变得更加闷热。

大家或坐或站，或双手抱胸，或站墙而立，谁也没有人说话。

如果田昌在的话，就会认出来，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成都府路以及汴梁一带有名的茶商。

场间安静了好一会儿，过了片刻，之前去码头接田昌的周升才缓缓开口说道：“诸位，开弓没有回头箭，干吧。”

“真的要干吗？这会不会太冒险了些？要不要再商榷一二？”

有人说道。

另外一位王家家主王敏环顾众人道：“朝廷断了我们的财路，如果不想办法阻拦见钱法的实施，明年你们别说还能拿到钱币，茶引估计都拿不到多少了。”

“是这么个理，但你们汴梁茶商已经被朝廷断了茶引，听说还有几家被下了狱，这次就算成功了，朝廷要是秋后算账怎么办？”

有个成都茶商接茬道：“而且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就这么明目张胆跳出来，会不会太冒失了些？我等是为了求财，又不是去送命要不还是等过一段时间，看看朝廷那边的口风再说吧。”

“是啊，现在这么做过于激进了点，惹怒了朝廷，我们可就遭殃了。”

“还是再等等吧，也许还会有转机。”

“等什么？”

周升大怒呵斥道：“再等下去，今年米麦你们还能收到？茶引还能拿到？耽误一年的入项，那么大的家业顷刻间就要倒下，不拼一拼以后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他这么一说，便让众人面面相觑。

虽然宋真宗时期，宰相王旦就说汴梁富商家产十万贯以上的比比皆是，百万贯以上者也有不少。

但实际上大宋的商人们真没那么有钱，当时腰缠万贯就已经是土豪，在一般县城里当个首富都没问题，更别说百万贯以上级别。

整个汴梁茶商行业，就只有田昌做到了身家百万。

他一次性能从杭州运来十二万斤茶叶，最多的时候二十万斤，即便是只按普通茶叶一二百文一斤价格卖，也能卖出一两万贯乃至三四万贯的收入。

如果是好茶，往往在三四百文甚至五六百一斤，收入只会更高。

而且这还只是春茶，当时有夏茶、秋茶、冬茶，四季都有茶叶市场，一年顺利的话能运七八趟货，所以每年田昌的收入都在十万贯以上。

但要注意的是这是总收入，还没有扣除成本。

林林总总的成本扣下来，他实际上每趟净利润也不过几千到一两万贯，一年净利润可能三五万贯左右。

可即便如此，包括他开在各地的门店、铺面、其它产业以及多年家财积累，也已经是百万贯级别的顶级大富豪。

而次一级的高级大商人，像周升、王敏他们，虽然也是汴梁大茶商，但总身家也不过几十万贯，平时的流动资金一般也就十几万贯。

除了他们之外，这里剩下的人大多数就是二三十万贯身家，流动资金几万贯而已。

茶商们赖以为生的手段无非两种，一种是靠茶引进货卖茶，另外一种就是靠每年转运到边关的粮食，得到虚估的钱币。

然而茶引能给的利润极为有限，首先是茶引有官府政策，十二万斤是上限，再有钱也搞不到更多的茶引。

其次是茶价受市场影响很大，官府可以通过摊派压低茶农的利润，低价收购，他们就不行，必须抬高价格才能收到好茶。

再加上受各种各样的情况影响，茶叶市场容易造成波动，有时候辛辛苦苦从各地把茶运到汴梁来，遇到茶叶价格暴跌，说不好不仅赚不到钱还会亏钱。

因此相比于田昌，这些人其实更依赖于从边关获利，得到虚估货值，吸朝廷的血，甚至绝大多数茶商主要利润来源就是从边关搞钱。

现在朝廷开见钱法，杜绝了虚估货值，无异于断了他们一条重要的生计。

只是断了生计是一回事，冒着被抄家灭族的风险跟朝廷作对又是另外一回事。

史料记载除了官商背景以外，有宋一代对大商人一直没手软。

很多地方官员都喜欢对商人横征暴敛大肆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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