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3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9）（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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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讲到宋日之间贸易繁荣，让宋朝获利巨大，也让后来的元朝与明朝都想发兵东征日本掠夺财富。

所以说宋、日两国在不同行业间的生产效率不同，是导致宋、日间“铜钱贸易”的重要原因。根据众多历史资料可知，在宋、日贸易中，宋朝主要出口到日本的大宗商品为宋制铜钱、瓷器、丝绸、宋版书籍等，而日本出口到宋朝市场的大宗商品则为黄金、砂金、白银、木材、硫擴、水稻，但不包括“卖春女”。

不难发现，宋朝输出到日本的主要是技术含量、附加值很高的商品，而日本出口到宋朝的主要是初级产品和各种原材料。那么，当时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宋日间的国际分工如此明确呢？这就让古人很好奇了。

不过，后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俄林，其主要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所谓的“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也就是所谓的“要素禀赋论”。

他认为导致不同国家在不同行业上生产效率不同的原因，是它们彼此间国内同一行业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他认为一个国家会出口自身生产要素富裕的产品，而进口自身生产要素稀缺的产品，这是导致国际分工不同的原因。而各国“禀赋”可分为多种多样，包括劳动力成本即“人口红利”、资金、原料、技术等。

他从资本、技术、劳动力、矿产、土地等这些生产要素出发，认为一些先天具有矿产、石油、森林资源的国家，其在国际贸易分工中适合出口矿产、石油、木材；一些先天具有技术、资本资源优势的国家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一些先天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国家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也可劳务输出。

比如在宋、日铜钱贸易中，宋朝是个资本、技术大国，且资本、技术资源相对丰裕，那么资本、技术的使用价格就相对比较便宜。所以，宋朝就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如铜钱、瓷器、丝绸等，因为在生产这些产品时，需要投入较多的资本和较高的技术，而日本在当时还不具备大量生产这些商品的能力。

不过，日本先天矿产、森林资源比较丰裕，而资本、技术相对比较匮乏，所以，日本向宋朝出口大量硫横、木材、黄金、白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宋朝进口原材料、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并处于贸易高端。

而同时期的日本则大量出口初级产品，并进口高附加值产品，且处于贸易的低端。所以说，先天形成的各自“生产要素禀赋”，决定了宋、日间的国际分工长期如此，在技术层面与生产力未突破前无法改变。

每个国家的“先天生产要素禀赋”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但在长期内还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在后世的西元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日本在二战后，利用先天劳动力资源优势和美国援助，在技术、资源相对匮乏时也能异军突起，发展出先进的工业制造能力。随着德国、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其资本积累不断增多。

随着日本对科技创新的重视，日本的新技术也越来越多，使得日本人的收入水平也随着经济增长，在不断提高。但是，如此一来，日本的劳动力价格也在不断攀升，最终渐渐丧失了“先天劳动力资源”优势。

后世曰本在西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完成了经济转型，是因为日本的“先天要素禀赋”发生了改变，劳动力资源不再具有优势，而资本、技术资源越来越丰裕。于是，日本逐渐变成了一个资本、技术大国，不仅出口丰田汽车、松下电器这样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且将工厂转移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

待这些昔日的“亚洲四小龙”从日本转手过来的“劳动密集”产业中获得生产廉价商品参与国际竞争并赚的盆满钵满之际，也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将工厂转移到了中国内地、越南、印度等地，学用资本收割财富。

这是“亚洲四小龙”由“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却在“先天要素禀赋”大转移中造就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越南的“革新开放”。其实，这是“资本逐利”在驱使着生产要素升级，何必大惊小怪？

但在唐宋时期，经过几个世纪的徘徊，日本并没有完成如此经济转型，因为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后，日本依然是一个依靠出口矿产、森林等资源的“贸易大国”，而不是宋朝这样的资本、技术大国。

经过深入分析，得出了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日本虽在西元一世纪（汉朝时期）就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得社会财富得到了一定积累，但这些财富被垄断在少数贵族的手中，与老百姓无关。

而少数贵族的奢侈品消费却难以维持经济持久稳定发展，故在外需既定情况下，倭国的内需显得严重不足，使其经济持续发展渐渐失去了动力。这就是倭国从汉朝时期就主动前来寻求朝以发展贸易的原因。

而当时日本中下层百姓的生活水平很低，且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少惠及到底层百姓，再加上高额借贷对底层民众的盘剥，使日本内需不足问题愈加严重。在没有需求增加的情况下，扩大再生产就难以进行，这就导致财富无法资本化，虽然财富得到了积累，但资本却难以积累，这就阻碍了日本向资本大国的转变。

其二，到了唐宋时期，尤其是宋、日“铜钱贸易”不仅满足了日本贵族和庄园主们的奢侈品消费，而且宋朝精美的瓷器和丝绸也深得他们的喜爱，因为宋朝是东亚技术大国，在很多行业上拥有先进生产技术。

可是，日本并没有重视学习宋朝先进的生产技术，更没有加大对生产技术研究和投入，这些都阻止了日本向技术大国转变。所以，在宋、日“铜钱贸易”的末期，宋朝依然是资本、技术大国，而日本依然是矿产、森林资源大国，直到宋朝被元朝所灭，大量宋朝商人逃亡到日本避难，并逐渐左右了日本社会舆论。

因日本的“先天生产要素禀赋”在长期内并未改变，而宋朝依然处于宋、日贸易贸易的高端，只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而日本依然处于贸易低端，并出口初级产品，竟让忽必烈误认为日本到处是金银。

整个宋朝，除了“王安石变法”时期外，都一直被铜钱短缺问题所困扰。由于宋朝商品经济很发达，所以在流通领域需要大量铜钱，尽管宋朝的铜钱产量巨大，但依然无法满足国内商品经济发展对货币需求。

于是，宋朝不得不通过海外贸易来大量换回黄金、白银作为“大额货币”在国内流通，或是作为财政支付。但尽管如此，仍不能解决问题。无奈之下，整个宋朝都存在铁钱、交子、会子、金、银和铜钱一起充当货币的现象，使货币体系混乱。而宋朝为了缓解“铜钱短缺”的压力，一边实行“铜禁”，一边实行“海禁”。

所谓“铜禁”，就是宋朝官府彻底垄断国内一切与铜相关的产业和资源，如铜矿业、采铜业、冶铜业、铸币业等，对与“铜钱”生产相关的行业都彻底被国营垄断，并杜绝民间用铜，几乎大多数铜制生活用品都被官府强行收走并拿来回炉铸造铜钱以供应市场流通，毕竟中国古代就是一个传统的“铜钱本位制”国家。

所谓的“海禁”，就是禁止“铜钱”出口到海外，并颁布了很多“海禁”诏令，比如《宋史》中载：“诸以铜钱与蕃商博易者，徒二年，千里编管；二贯流二千里，二十贯配广南，出中国界者，递加一等，三千贯配远恶州。许人捕。”尽管如此，由于走私“铜钱”有巨大的利润空间，还是有很多宋朝商人走私铜钱去海外。

这就加剧了宋朝国内的“钱荒”问题。根据近代的考古发现，在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都有宋朝的铜钱出土，这说明当时的铜钱外流是个很严重的现象，竟然让官府坐立不安。

所以，有宋朝官员认为，“宋朝钱荒”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铜钱的“散诸四夷”。比如在东南亚的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缅甸、文莱、菲律宾等地，都曾有大量宋朝铜钱出土，一时引起轰动！

同时，在南亚、西亚和东非海岸也有大量的宋朝铜钱出土。因此，后世学者黄纯艳在《略论宋朝铜钱在海外诸国的行用》一文中认为，因为这些地区实行的是“金/银本位制”，所以，金、银货币是该地区的主币，而宋朝的铜钱因为量大从优，只能是充当辅币在当地流通，却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快速发展。

因此，直到两百年后“郑和下西洋”时，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百姓甚至还能拿出不少宋朝铜钱来与明朝商人交易，但也仅限于日常买卖的小额交易而已，但明朝商人却很喜欢用明朝铜钱向当地人购买各种商品。

因为在明朝时期，“铜钱”作为中国传统“法定货币”的地位正在甚至已经被外来的“白银”取代，而铜钱在国内购买力太低，正好输出国外去购买自己所需商品，但宋朝铜钱大量外流到这些地区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在西元十一、十二世纪，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货币经济也开始迅速发展，并且也步了日本的后尘，与宋朝展开了广泛的对买贸易。但因高丽市场对货币需求越来越大，故使高丽也曾一度发行“铜钱”。

不过，由于高丽铜钱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难以满足经济的发展需要，因此就通过对外贸易从宋朝市场上获得了大量的宋朝铜钱。所以，质优价廉的宋朝铜钱也大量流入高丽后，开始造成宋朝“钱荒”。

为此，宋朝也曾多次发出禁令，禁止国内铜钱输出到高丽。比如，“绍熙”五年（西元1194年）宋宁宗下诏：“禁高丽、日本商人博易铜钱。”庆元年间（西元1195年——西元1201年），宋宁宗又发诏：“诏禁商人博易铜钱入高句丽。”但是，因宋朝铜钱在国内物美价廉，在国外极其稀缺，故外流高丽还是屡禁不止。

与此同时，从宋朝外流的铜钱，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宋、日“铜钱贸易”而流向了日本。据后世的日本学者小叶田淳《日本货币流通史》统计，在日本各地方出土的中国铜钱多达数千万枚，宋钱占总数的七八成！”这些都印证了宋日“铜钱贸易”的繁盛，以及宋朝铜钱大量流入日本境内的事实。当然，这无可避免。

由此可见，宋朝的“铜钱外流”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尽管“铜钱外流”的地区非常广，包括了日本、高丽、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等地，而且铜钱外流数量也特别的巨大，但日本无疑是中国铜钱最大流入国！

铜钱的外流无疑加剧了宋朝的“钱荒”问题。其中，日本是宋铜钱的主要流入地之一。但这种现象也迫使宋朝官方不得不通过贸易从国外获取海量金、银的同时，还不得不以“朝廷背书”的方式发行大量“纸币”来进入流通领域，以缓解“钱荒问题”。故在“交子”、“宝券”普及之际，外来的白银也开始了被“货币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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