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1章 人心之治（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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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缸文化？”

陈澧嘴里念着这个词，却越念越觉得有道理，便下意识看向了赵源。

酱缸文化，在后世成为了一个非常出名的词汇，但是赵源所说的酱缸文化，却并非后世所言的内容，而是从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兴起的理学道学，逐渐沉淀到十六世纪以及十七世纪，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

“理学究于今日，不同于宋明，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如此可谓酱缸。”

赵源轻声感慨了一番，他认为到了如今，陆王心学一系趋于衰颓，程朱理学一脉则多在于卫护、阐释程、朱之说，但是本质上没有创新发展，依然处于吃老本的阶段，那么清廷在梳理自己的官方统治思想时，也就变得重实践而轻理论，因此就特意强调朱熹。

昔日，康熙皇帝曾经与讲官张玉书、汤斌等人围绕理学进行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康熙对张玉书等人说：“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真理学也。”

严格来说，康熙作为一个务实派对空谈的理学产生质疑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张玉书避重就轻，只回答了一句：“皇上此言真至言也。理学只在身体力行，岂尚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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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显然，这样的回答不会让康熙满意，只是他并没有过多去做文章

当时间过了足足三十二年后，康熙在一次听取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后，终于发现这个问题已经恶化到相当离谱的地步，此时清廷中充斥着虚有其表善于夸夸其谈的人，他终于忍不住再次发火，道：“等皆读书人，又有一事当知所戒，如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朕尝潜玩性理诸书，若以理学自任，则必至于执滞己见，所累者多。”

说完这些后，康熙皇帝将熊赐履拖出来鞭尸，“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没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对理学并不关注它的哲理层面，始终认为‘空言无益’，而到了雍正年代，雍正更是曾痛斥过一个理学名臣杨名时，因为他曾经做过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事，就遭到了雍正的痛骂，认为此人沽名钓誉，但是不知纲常大义。

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对程朱理学极为推崇，更是认为这个是治国根本。

三代君王的表态看似各有不同，但是有一条隐藏在深层的逻辑是相通的，那就是他们都不关心程朱理学本身的义理，仅仅只关心其中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并且让臣下身体力行，但是如此一来清代理学在哲理方面并没有任何进步，走进了死角，最终甚至演变成为了贞节牌坊这一套专制统治理论。

回过头来看看，华夏原本并没有这些奇谈怪论，汉唐时期民间风气开放，唐朝贵族妇女能成群结伙地骑马外出郊游，男女交往也十分开放，彰显出华夏文明的包容与自信，即便是在理学发源之端的宋朝，理学也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

曾经说话那句千古名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家程颐，也并没有真正固守这个观点——当外甥女丧夫之后，程颐怕姐姐过度悲伤，便将外甥女接到家中，然后再嫁给他人，压根就跟守节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在经过了金，元，明三朝的发展后，理学日趋兴盛，而清朝初期理学虽然受到批判，但是后来又被奉为显学，更是因为前面所说的缘故，导致沉渣泛起，而这一次理学更是发展到了极端，将贞节变得十分偏执和狭隘。

在清朝中晚期，各地大肆兴起竖立‘贞节牌坊’的风气，夫死守节成了不可逾越的天理，甚至出现了未过门，有婚约，夫死也要尽节，被男子调戏也要寻死表明清白——女性被《内训》《训女宝箴》《古令列女传》等教条捆绑在理学的范畴内，也成为了各地地方官员政绩的一种体现，甚至各大家族也都将节妇视为荣誉，以致于出现了家族为了荣誉而胁迫女子自尽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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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今图书集成》有记载，整个唐朝明确记载的‘烈女’‘节妇’只有51人，宋朝增加到‘152’人，而到了明朝则多达27144人，至于到了清朝则明确受到旌表的贞节烈妇高达100万人，无数妇女的一生被毁灭在这种极端的教条下，同时也阉割了汉唐以降汉人的勇武与胆气，给整个民族背上了个虚伪的儒学道德牌坊。

到了鸦片战争时期，理学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仅没有交流的想法，反而进一步故步自封，强调‘严夷夏之大防’，而面对西方强大的军事实力，理学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即所谓理学经世和理学修身，前者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者则是认为‘西学不为用’，而二者的统一点就在于都要维护理学的伦理纲常。

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而理学修身派的代表则是清代大儒倭仁等，以维护纲常伦理为己任，甚至认为以此就可以治国——太平天国运动和鸦片战争导致前者实现了彻底的压倒性优势。

但是赵源也知道，理学经世派的底层逻辑没有改变，也就导致这些理学经世派名臣最多只能对付内乱，却无法抵抗外侮，也就出现了后来的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等事变，宣告了理学经世派的彻底失败。

倘若赵源走上这一条路子，或许能够一统华夏，但是却无法真正抵御外敌的进攻——因此他必须在要短暂的历史空隙里寻找到新的机会，而新文化运动也就成为了他在理论界的一次尝试。

当然，与赵源在战争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相比，他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只能算一介白丁，想要取得这一场显得更加艰难的胜利，就必须找到一群帮手，而学海堂也就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诸位，西方文明有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由此实现了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宗教愚昧，用理性驱散黑暗，从而实现了强国之根基。而我华夏已经沉迷于理学之滥觞，官可以无罪而杀民，兄可以无罪而杀弟，长可以无罪而杀幼，以致于时至今日，勇威怯，众暴寡，贵凌贱，富欺贫，莫不从三纲之说而推，是化中国为蛮貊者，三纲之说也。”

“时至今日，华夏也必须要有一次真正的新文化运动，革政不足以救亡，非改正人心可，改革人心，必自政治、经济、教育始。而三者之中，尤推政治为先，其使民也有方，其化民也有理，而始于使人而知之，而非由之。”

赵源缓缓开口阐述着自己的理论，而这一次所谈的一切并不比天演论带来的冲击小，尤其是对于在场众人而言，无异于是一次精神冲击——因为赵源直接推翻了目前理学的根基所在，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赵源所言则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句来源于孔子，更是儒家精髓思想之一，但由于古代没有标点符号，也就出现了两种断句方式，无论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还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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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乏支持者，而关键就在于所处的立场。

对于传统的理学儒生而言，大部分人都站在前者的立场上，他们认为普通百姓并不具备参与政治的资格，唯有‘士’具备话语权和解释权，但是后者则认为，普通的老百姓也是可以经过教育，能够参与到政治当中来。

对于这一问题，吴又侠却皱起了眉头，道：“秀山，你既然认为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妨同我们解释解释。”

赵源笑着点了点头，道：“此句当然要联系全篇来看，论语此句上章言教化，本章言行政，而大义相通。《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中庸》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则说明了一点，此句皆与此章义相发。”

听到这里，陈澧却摇了摇头，道：“此番理论放在这里说或许还行，但是一旦真正走上台面，只怕难以抵挡。”

的确，儒学走到今日，微言大义者并不在少数，而解释权并不会属于赵源，光是从理论上来讲并不够，历史上能走到这一步，则是因为华夏经历了数次大变，人心本就思变，也才走出了一条小路。

可是在如今这个时代，人的内心成见如同一座大山，想要搬走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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