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4章 张居正改革—遍地开花（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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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比他想象的还要理想有用。

他推出是为了整顿赋税、稳定经济、克服财政危机，可在实施的过程中，却是切实的超越了张居正这个提出创造者的主观意愿。

它简化了赋役征收的形式，传统的赋役都是分开来收，赋的主要载体是田地，役是人力，而一条鞭法将赋役结合在一块，对于土地少或者说没有土地的农民而言，减少了负担。

再就是用银钱代役，好像好几个改革的人都会选择这个思路，农民可以不用强制的服役，有自由的农忙时间，剩下来的时间会使得他们去做一些短工，离开土地来创造价值。

而商人购置土地就得承担大部分的赋役，若是想要避免，那么就要选择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投资工商业，居然在一定程度还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工商业里面又需要劳动力的投入，空下的农人成为这部分劳动力。

当然这里面存在的问题是，每户人家的役钱多少算合适，不然过高的话，还是得被迫服役。

至于什么钱都交不起的，那还是老老实实服役吧，还能领点钱回来。

这就需要专业的经济人制定核算。

虽然有部分什么经济的玩意听不懂，但大体的意思还是知道的，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

如此简单的逻辑话语，英国公听着朱厚照骄傲的说出来，很想要捂住脸。

可惜他不能，只能努力端住表情。

朱厚照可不在乎，自从知晓自己没什么好名声，加上连皇位都要过继人之后，更加放飞。

他还在那念叨：“哎呀，这个张居正还得多少年出生啊？要是他和王先生都是我手底下的人就好啦。”

那你是在做大梦。

不少人听了没搭腔，但心里都立马回嘴。

一条鞭法并不单单只是在张居正在朝的时候实行，之后赋税制度都是在上面进行细微的变化。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张居正的功劳毋庸置疑。

第一是推广之功，一条鞭法也并不是突然出现在明朝，宣德、嘉靖、隆庆都有人提出，有人实施，有人失败，最后不了了之。

虽然它们都不是一条鞭法，但内容多多少少都有所关联，张居正实施过程很是谨慎，又是试点，这次的地点在湖北，实施后只有少部分人说不便。

接着又在北方试点，同样得到正反馈后才进行推广。

一直到万历五年才开始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从明中叶开始萌芽，但一直到万历五年全国通行，中间波折不断，最后被张居正定为国策，不得不在这夸夸他的功劳啊。

“确实是能臣啊。”

张居正的厉害哪怕是对他行事有所不满之人也不会否认，他们又不是真的看不到一点好。

只是他越好，越是叫他们心绪复杂而已。

难道就真的没有君子之风的能臣名臣吗？

林书：呃，搞政治的还想出淤泥而不染，这就有点为难人了啊。

一般什么君子之风的，最后都是被贬被贬被贬。

再就是，一条鞭法突破了重农抑商的桎梏。

封建社会的生产力需要实行以农为本的国策，但到了明朝情况显然不一样，各个方面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虽然和宋朝比起来某些地方还在走退路。

一条鞭法显然对商品经济有着强刺激，张居正那会儿并不懂什么资本经济，只是凭借着对时局的敏锐和改革的坚定，推出来这么一套以农资商、商利农的政策。

居然能认识到农商需要发展平衡，在他所处的时代里面难能可贵。

虽然天幕说得天花乱坠，但基本明清往前捯的都没打算用。

正如天幕所说，他们的农业撑不起，若是不干预压制商业，那么国家的农商绝对会失衡。

以他们的生产力水平，经济会直接崩盘。

所以也不是什么时候发展经济都是对的，毕竟古代就有浩大的商战了，管仲就是其中的翘楚和异人。

搞完钱以后自然得搞点国家建设，水利向来都是和农桑挂钩，基本上这个开支在每个朝代都会有，张居正自然不会在这些国家基础设施上面抠门。

黄河泛滥一直都是大问题，尤其是经过锲而不舍的对黄河改道，泛滥出来几乎一淹没就是一整个城池。

张居正从万历四年开始，相继启用吴桂芳、潘季驯为漕运总督，全力支持二人的工程。

在治水的同时，他这边更改了漕船起运和入京的时间，避开春汛，减少损失。

只能说，当初规定南方漕运过淮的皇帝是个大聪明，刚刚好在春汛期间路过黄淮段。

本来还听得好好的，一听到后面，朱棣只想大声问出来，到底是哪个脑袋长出来是个摆设的蠢货提出来的。

漕运的时间改一改是会死啊？

是死犟着还是不知人间烟火，不懂什么时候有春汛啊？

无论是哪一种，都足够叫人无语。

除此之外，张居正还对驿站进行了改革。

这个方面还挺新奇的，倒不是说古代的驿站不重要，而是很少在改革当中把它也扒拉进来。

驿道四通八达，自然需要相配应的驿站，到了明朝，从京师到各个地方的驿道上，有驿站1936处。

驿站专门负责接待出差的官员小吏，但是吧，内部使用的车马驴这些交通工具，还有配备的马夫船夫等人都是从民间征集，且不付钱。

这个操作我都没想到，真真就是官府吃霸王餐啊。

这也就意味着，驿站接待的人越多，落在百姓身上的负担就越重。

后面更是越来越严重，过往的朝廷命官和皇亲国戚对驿站过额使用，朝下索供、泛滥派遣差役比比皆是。

只能说，蚊子再小也是肉啊，我都没想到驿站还成为一群人的勒索地点。

事实告诉我们，没有差的大环境，只有不努力的人。

他们自然不会傻到把天幕的话当作好话听，虽然很多人都没有勒索过，但多多少少用过驿站，当时还未曾觉得，现在只觉得和压迫百姓、吃民脂民膏的人无所差别。

享用了便是享用了。

而生活在驿站附近的百姓更是眼里含泪，官府要征集，家里还不能反抗。

可这世道，家里能有几头牲畜都可能是全部的资产，还被强硬的充公，哪里受得了啊。

又找到一个错误处，不少朝廷都开始翻自家的驿站制度。

别的不说，那什么不给钱就征调百姓家的牲畜和民夫，很叫人脸面挂不住。

神宗听到自家的皇亲国戚，小小年纪眉头紧皱，那都是长辈啊。

这个大问题还在宗室上面，可偏偏是太祖皇帝定下来的规矩，真就跟养了许多不生产的猪一般。

民间养猪过年还能吃，可宗室呢？

想想都觉得愁。

张居正注意到这个后，立马规定新的内容。

第一，总的原则便是非军国大事，不能勘合用驿。

具体的嘛，比如说不是朝廷奉公差，就别去打秋风了，除了那些皇亲国戚，比如说某些路过的官员也跟着免费用，若是真的想用，你倒是出点钱啊；

然后不是军务，就别讲究破排场，不准用金股；

各地方衙门所属官员，不能借口出远门骚扰驿站。

总之就是办公差、军国大事可以免费用，但其他人的话，要么赶路找下一个落脚点，要么就出银子。

第二，为了减少假冒转借，所以加强了驿站的管理和稽查。

主要办法有三个：

内外勘合——京城和外省的检验不同；

大小勘合——针对的是官员大小，大的可以供应粮食马匹，小的也能享受到人夫和粮食；

长度勘合——为了避免有些官员过度勒索，设置了长单，其实就是一路上供应的数字，不单单有驿丞官员填写，还要有所过州县衙门盖章。

第三，严格限制驿站过往官员的索取，地方官员也不准主动受贿上司。

办差的官员使用的马匹、粮食都有严格的规定，地方官进京也不去带多少随从，不然这负担还不是得驿站出啊。

只能说，张居正哪怕是对驿站改革都是从务实出发，后来还陆陆续续根据地区不同，调整驿站站银的征收，还对某些州县进行调拨。

要不是路途不允许，加上驿站使用的公用性质，还真能创造出不少价值。

驿站和快递还是有所不同，毕竟连人员都要靠征集附近的百姓，没有那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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