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8章 适合创立一个士大夫学派（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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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将改革派和保守派折腾得起起伏伏，中间发生的事情不知道多少，但细细梳理就能发现，两大对立派别势力此消彼长都和青苗法的成功与否息息相关。

像是这次，王安石暂时获得胜利，司马光被被压制在高官以外，韩琦的权力被局限在大名府，欧阳修直接退休回家，剩下能叫得出来名字的，只剩下一个文彦博。

可王安石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因为还有一群在宋朝说什么都无过的谏臣，他们是和韩琦他们合拍的政治搭档，所以和王安石也是站在对立面。

唉，我说得都累了，王安石到底是以什么样钢铁的心推行变法啊，这一个个能叫得出名的大佬都没有站队他。

可不是嘛，剩下的那些所谓和他站在一块的，不是什么奸邪就是遗臭万年的臣子，苏辙倒是有自己的主张，但他官真不大啊，还有个老大哥在一边反复横跳，时不时还得捞一把。

当时，韩琦他们倒了以后，出现一个叫人十分挫败的观点。

在变法之前，韩琦、司马光等人都是当世有名的君子，难道变法一出现，突然间一个都不例外的变成奸邪了吗？

是不是并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其它导致的呢？

这个反问差点把宋神宗燃起来的精气神给熄灭，不过这很显然是个诡辩。

君子和政治能力从来都不挂钩，政治上的‘奸邪’从来都不代表不是生活上的‘君子’。

再说啦，党争这玩意本身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输的那一方自然得消停点，难道每一次弱势一点的都得被冠上奸邪的名头吗？

政治和生活本来就得分开，真要是当时的君子想要在政坛摸爬打滚，不是被当成吉祥物，那就是有人罩着随便说，否则还想要出淤泥而不染？

白日做梦来得更加快。

宋神宗之前也是着相了，一直在纠结韩琦等人的名声和风评，可政治要是都是君子的话，那庆历新政的范仲淹早就成功了，那可是被誉为君子党。

用奸邪君子本就是故意混淆他的感受，动摇他的决心。

但他没资格去责怪任何人，他们都有各自的立场，说到底，做决定的是他，是他对变法，对介甫不坚定。

短短时间内保守派都相继被贬出京城，明面上看是改革派获得阶段性的胜利，但真的如此吗？

其实在这里已经把祸根埋下，再好的法令最终都要推到地方实行，后来变法的实行全部变了味道，很难能说和这些人没关系。

或许会有人说他们才多少人啊，可要知道的是，韩琦和司马光这些人在当时官场的名声，‘榜样力量’啊。

再直白点，官官相护不会因为人家贬出京城就停止。

当然，也有改革派这边良莠不齐的缘故。

接下来的变法继续进行，但这一段基本上不被人重视，可细细分析熙宁办法，它每一阶段都有它的用意。

熙宁三年王安石被提到百官之首的丞相位，他第一件事便是对科举动手，这里我还挺赞成，他把吟诗作对这些抛出去，着重经义、论、策，显然是为了改变宋朝的官场意识。

无论什么时候都说王安石变法很着急，可有都能明白他为什么着急，不得不加快速度。

宋朝周边从来都不安分，可一群君子做官做的把兵家当作凶器，这一点无法否认，无论是王安石变法前还是变法后，这群君子都能做出把国土王安石，还有宋哲宗吐血打回来的国土送出去。

他不着急不行啊，宋朝就跟别人嘴边的肥肉一样。

再就是宋朝官场环境很宽松，比如司马光他们居然活着的事情，换做商鞅，怕是早把人砍了，还在那唧唧歪歪。

听得出来天幕的不满了。

赵匡胤无奈的叹了声气，要是皇帝坚定还好，不坚定的话，王安石的路会走得非常辛苦，心会非常累。

他都能预见到他日后的悲哀和被背叛。

而且还有个随时都可能变卦的宋神宗，难道他不知道他太着急嘛，可是他没有时间。

“……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

改革科举和改良课本，意味着王安石基本上是和现有的官员全部割裂和宣战，培养出来的官员自然是和司马光他们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也能初步理解，王安石和反对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有多重，王安石要改革必须所有人跟上他的步调，统一思想。

其实，不单单是和反对派，不要忘记，王安石手底下的变法派同样是一套科举班子出来的人。

性格确实刚毅，且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

只不过，越是这般，越是可惜。

然后他的目光落在社会治安上，不管是有人蓄意挑拨还是主动叛乱，京城的禁卫军总不能和救火小队一样到处干活。

所以王安石推出来保甲法，每十家结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五百家为一都保，各自选出负责人。

用民间的力量去保卫民间的治安，当然，只要是王安石的法令就逃不过抨击，当时抨击保甲法最主流的观点就是他把乖宝宝的农民变得凶恶，不叫农民干农民的活儿，只会叫田地荒芜。apbiqμνne

问题是，保甲法出来后社会治安立竿见影的好了许多。

其实反对也不是什么大事，一个法令的出台存在争议难以避免，但像是王安石这样一个都不落好的，不用去看他们的信仰，还是得看利益。

青苗法动了大粮仓，保甲法又动了一部分的军费开支，王安石的变法其实本身都在针对宋朝的三冗开刀。

没有哪个法令是完美无缺的，但既然实施下来效果好，觉得不务正业也好，繁琐也罢，除非拿出来一个能服众且可代替的方法来。

不然光靠嘴皮子没有取胜的理由。

做好这两个准备工作，接下来便是和青苗法同等重要但远没有它名声大的免役法。

说实话，这个名字很出戏啊，在介绍免疫法之前先来了解宋朝之前用的是什么法。

在这之前用到的是差役法，宋朝按照家产多少划分为九等，后面五等人家不用关心，因为这个法令和他们没有关系，遭殃的是前四等。

王安石还真是始终贯彻抓大户的原则。

大宋家里有点资产的人家：你以为你说的话很幽默吗？

不就是拿他们开刀嘛，抓钱确实是抓钱了，难怪王安石不得人心，这一个个的法令出来，朝野上下连带着商户都恨不得他立马滚蛋。

不过差役法也不是不被人抱怨，古代收税肯定物资占大头，除了现代社会可以物资纸币任量交换，哪个朝代都做不到这一点。

而这些无子就被安排给衙前，毕竟官员有限没有那么多的人手，这个活可不好做，看丢了可是得全权负责，看好了那钱也不多，起码都是前四等人家，也看不长那点银子啊。

要是倒霉点，投胎的地方太远了，到了需要运送的时候，岭南那些地方一去就是大半年，中间的交通乱成什么样子啊，运丢了照样得衙前赔钱。

在北宋，衙前运送一趟的奖金可能是纳金七钱，一两银子不到，中间的路费怕是都不够，而且目的地的官员黑心一点，一顿勒索，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到此为止差役法都还没有彻底激化矛盾，因为前四等人家，任务分担的人多。

可是宋朝是有豁免权的，女户、单丁户有豁免权也就算了，但超级富豪、中举的人家、出家人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反而是家庭越好的人越有豁免权，到最后衙前这个足够叫家庭破产的人物集中落到了三、四等人家家中，破产人户急剧增加，不乱起来都奇怪。

这就导致宋朝出现个很笑话的现象，不敢发财了，除非是能直接从后五等直接跃到前两等，不然家里稍微有点闲钱，家附近一片的衙前就得多费心，然后迎接破产。

北宋的百姓心有戚戚，可不是嘛，家里钱多了也不放心，要是谁故意使坏，官员整你，诉苦无门。

其他人并不觉得好笑，反而细细思考了自家朝廷是否也是这种富豪家庭享受着大量的豁免权。

本来也是，豁免权都是上层制定的，他们自然也会在维护自己的利益。

一想，不少皇帝眼神都不对劲了，朝臣们心中暗道不妙，看来得主动点把一些特权上书剪裁，自己开口总比抠门皇帝老板开口要好一些。

毕竟皇帝可是恨不得他们全部家产都排队进国库。

差役只不过是北宋百姓需要承担的一种而已，可当时还有许多各种名目的差役。

收税的里正、乡长、乡书手，抓贼的弓手、壮丁，为官员服务的人力、散从，各个衙门里面的人手数都数不过来，这些都是百姓在承担。

王安石提出免役，也就是交钱。

也就是说，要本来承担衙前的人交和自身等级相符的钱，然后去做想做的事情，朝廷再用这笔钱雇佣愿意干这个活儿的人。

而且，王安石收钱自然不可能针对三四等，那和之前没什么差别，他直接把上等大户弄进来，他们交钱肯定很多啊，雇佣下面的百姓却是愿意干这个活儿的。

以前那些免疫的家庭也要交助役钱，只不过根据家产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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