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5章 血宝石（十五）（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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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这下想起来，最近的北平的文明党中央党校正进行新一届的培训，询问之后才得知，对面这位青年果然是前来党校接受培训。便叹道：“我听说文明党有非常严格的政审，他们真的不在意之前的经历么？”

青年笑道：“李先生，就我所知，肯定是在意。但是文明党本就是左翼，对于左翼的接受度比右翼高的多。很多南方革命党人就没能通过。那些之前是右翼的革命青年们甚至想方设法联系我们，想让我们给他们作证明，他们其实是和我们一路。”

李大钊叹道：“何锐对共产国际的态度实在是不友好。”

这个‘共产国际’指的是第三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陷于分裂。191八年11月，由布尔什维克发起在彼得格勒召开欧美各国左派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做出筹建第三国际的决议。1919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八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小组及左派社会党的代表会议，并以八个党的名义发出召开第三国际成立大会的邀请书。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召开国际共产主义者代表会议，即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中国、朝鲜以及其他东方国家无产阶级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列席大会。

第三国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它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确立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李大钊所说的‘不友好’，是因为何锐虽然从来都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文明党政府也将现在的中华民国定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文明党与新政府明确表态，不接受任何境外势力对中国内政的管理。

这么表态的原因也很简单，第三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各国共产党都作为它的支部，直接受它领导。它是高度集中的领导中心，统一领导各国革命运动，各国党必须执行它的决定。它有权决定各国党的路线、策略和各国党的领导人，可以否定或修改各国党的决定，开除和解散任何一个支部，向各国党派出常驻代表。

李大钊始终没能与何锐就此事进行交流。原因之一固然是因为两人并不熟，最重要的原因是，李大钊还没能想出该怎么提问。

如果何锐反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还能就政治认知提出疑问。如果何锐是个旧式独裁者，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也能就社会进步提出反对意见。

民国新政府是个真正的政党政治文官政府，对境外势力在中国活动也只是经由国会提案讨论，最终提出一部《境外势力管理法》。对于境外势力并非赶尽杀绝，而是要求他们申报身份，完全公开活动。

《境外势力管理法》当中虽然有各种抓捕，审理等暴力部分，却是针对那帮隐藏身份的家伙。如果光明正大的表达自己‘境外势力’身份，依旧可以合法的在中国存在。哪怕李大钊都找不出有什么可以质疑的部分。

而且《境外势力管理法》本身并不针对共产国际，所有境外势力都在这部法律管辖之下。中国国内的左翼或者是右翼，哪怕是被何锐与李大钊都看成‘某种意义上反动派’的地主士绅，在追求夺回主权完整，完成国家的真正统一方面上也与何锐与李大钊有着基本共识。在这个基本共识之上，没有任何中国政党敢自认为‘境外势力’。

而何锐从始至终也没有编造任何理由，光是共产国际的纲领，就已经坐实了太多。且不说各国共产党接受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领导这件事，联共（布）在国际中占有与众不同的地位，号称是“共产国际最强有力的领导支部”。已经让中国的共产国际派……如果真的有这么一群人的话……在政治上处于极为不利，必须搞地下活动不可。

如果不用成为共产国际的一员，就能获得中国解放，谁也不会非得自己跳出来找不痛快。

除去这一部分，共产国际在中国也真的没什么吸引力。尤其是那些真正研究过共产国际的人们。而且想研究共产国家并不难，新政府的文史馆就提供各种资料，还是真正的资料。

1919年，列宁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会议通过列宁的报告作为共产国际的政治纲领，还通过列宁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第三国际宣告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大会选出由kg拉科夫斯基、列宁、gy季诺维也夫、ld托洛茨基和f普拉廷组成八人执行局，由俄、德、奥、瑞士、瑞典及巴尔干联盟党的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季诺维也夫任主席。

1919年3月匈牙利成立苏维埃共和国，4月德国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第三国际发挥了积极作用。1919年11月建立的青年共产国际（少年国际），也成为第三国际的支部。

在此时的中国，只要不是非得自认为境外势力，新政府对于政治是很宽容的，尤其是对左翼。因为何锐与文明党的功绩，现在还没人敢抨击何锐是境外势力。所以何锐自称共产主义者，文明党将民国定义为社会主义国家，让左翼在政治上得到了全面站台。大家都不傻，境外势力在中国可不是什么好名声，别说自认境外势力，哪怕是被贴上境外势力的标签，就已经成了过街老鼠，真的是人人喊打。

现在的左翼中，最亲共产国际的，大多也只是觉得这么一个联盟看着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有人考虑着能否利用共产国际来扩大中国的影响。真的认为中国必须要加入共产国际的人真的没有。或者说可以完全忽略不计。

面对李大钊的看法，青年坦率的答道：“先生，我认同何主席的看法。共产国际如果只是一个学术机构，中国可以有政党选择性加入这个学术机构。文明党在局面确定的情况下与这个学术机构进行合作。现阶段，共产国际并非这么一个机构，我甚至相当认同何主席对于共产国际关于自身定位的评价。如果苏联真的想构建全球的共产国际体系，这个定位就是不合适。现在的组织构架，完全是未尝其利，先受其害！”

李大钊没能与何锐就此事进行过讨论，并不知道何锐的真实看法。面前的青年已经加入了文明党，又要参加中央党校培训，李大钊认为他应该知道些文明党的内部考虑，便问道：“如何讲？”

“共产主义首先是一个学术流派，而不是一个宗教组织。即便有第二国际的失败教训，也要总结教训，重建学派。并且对之前的分裂，乃至于各个左翼政党不得不加入欧洲大战的教训进行分析总结。第三国际的问题在于它的简单粗暴，认为第二国家失败的原因是因为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只要领导中心够坚强，问题就能解决。全然没注意到，第二国际失败的原因是第二国际没能继承共产主义的学术能力，没能向第二国际的成员提供有效的知识体系，帮助第二国际各成员去解决他们国内的问题。”

说到这里，青年也有些激动起来，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擦了擦嘴才继续说道：“全世界资本家还没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基础就不存在。资产阶级没有那么神通广大，如果他们真的有那么大的神通，应该能解决本国的问题。如果不用资产阶级描述，就用反动派去定义。那么谁是反动派，他们为什么反动，他们反动的原因何在？对于反动派要如何对待？该怎么对付反动派？这是学术问题，也是是革命行动的纲领问题。在很多部分上，人民的很多想法，与反动派其实是一样的。”

李大钊并不喜欢最后这一部分。不过青年接下来的话让李大钊觉得很难应对，“我们经过社会调查，发现大多数的地主、租界的中国商人，也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说，他们上一刻可能是革命群众，下一刻就是反动派。这就是当下我们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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